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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樹英:司法鑒定的“整體頂升迫降方案” ——是缺陷整改,還是結構破壞?

發布時間:2016-01-03    點擊次數:490

導讀:一起拖欠工程款案引發工程質量爭議的詭谲司法鑒定作爲建設工程、房地産領域的專業律師,朱樹英執業近三十年代理了近千件複雜疑難案件,經曆過各種各樣的司法鑒定。讓他印象最深刻的是在代理一起拖欠工程款案引發的工程質量糾紛案件(下稱本案)時,所遭遇的一例堪稱怪誕的工程質量缺陷整改方案及其所需費用的司法鑒定。
   
在工程質量缺陷的原因、責任尚待明確的情況下,法院即進行整改方案的司法鑒定;在當事人對鑒定人出具的整改方案有重大分歧的情況下,法院又徑自進入整改方案的費用鑒定。而鑒定結論卻是在建築物已安全使用六年後再花費比整個工程造價高出1200多萬元人民幣進行工程結構解體整改。面對司法實踐中這樣一例令人匪夷所思、聞所未聞的案件,讓我們一起來看看,朱樹英是怎樣分析判斷,又是如何化解的。

案情簡介

20021月,浙江省建工集團有限責任公司(下稱浙江建工)向甯波市中級人民法院(下稱甯波中院)起訴慈溪市慈吉教育集團(下稱慈吉集團),追索慈吉集團因投資建設慈吉中學ABC三幢宿舍樓(下稱系爭工程)而拖欠的近2000萬元工程款。20022月,慈吉集團反訴要求浙江建工賠償因工程質量缺陷造成的經濟損失。20031月,一審判決慈吉集團向浙江建工支付工程欠款1133萬元,慈吉集團不服判決提起上訴。20038月,二審法院判決發回重審。
   
本案的一個爭議焦點——系爭工程是否存在質量缺陷?爲此,國家建築工程質量監督檢驗中心(下稱國家質監中心)受甯波中院委托對系爭工程進行質量缺陷鑒定。《檢驗報告》顯示:系爭工程存在九項質量缺陷,其中最主要的問題是樓層標高與設計不符,樓層淨高比設計要求低了5厘米,相當于一塊標准磚的厚度。在未調查並明確質量缺陷原因及責任主體的情況下,甯波中院又按慈吉集團要求委托系爭工程的原設計單位浙江省建築設計研究院(下稱浙江設計院),根據國家質監中心的質量鑒定結論進行質量缺陷整改方案鑒定。浙江設計院之後出具了一個將已投入安全使用的建築物水平方向解體、橫向切割腰斬,用“1596個千斤項將樓層擡高5厘米,灌以鋼筋網片和細石混凝土,在內外牆配以大面積鋼板固定後再做粉飾,以提升標高符合設計要求的《慈吉教育集團中學宿舍樓ABC修複加固方案》(下稱浙江設計院的整體頂升迫降整改方案)。依據該方案審價,修複加固費用總計3876萬余元,而此前建設銀行甯波分行受托鑒定得出系爭工程的總造價僅爲2480萬余元,這意味著整改費用竟比整個工程造價高出1396萬元!
   
浙江建工的技術專家在收到浙江設計院鑒定方案後難以置信,原已委托的代理律師在知難而退的同時,向當事人推薦聘請上海建緯律師事務所朱樹英作爲後續代理律師。臨危受命的朱樹英,立即會同浙江建工的質量、技術部門進行核對論證,並陪同當事人一起去北京,另行委托國內最具權威性的清華大學土木工程學院結構工程檢測中心(下稱清華檢測中心)對該份整改方案的科學性、必要性、合理性和對工程結構的安全性進行專業評估。清華檢測中心接受委托並出具專業評估報告,該專業評估報告認爲浙江設計院提出的整體頂升迫降整改方案不安全、不合理、不經濟、不科學而予以全面否定。經法院開庭審理,這個專業評估意見爲甯波中院所采信。一審判決否決了浙江建築設計院對質量缺陷整體頂升迫降的司法鑒定意見,對本案工程質量缺陷采取酌情降價100萬元,原、被告各半承擔的方案下判。慈吉公司不服提起上訴,二審法院維持原審法院否定司法鑒定的結論。浙江建工因此獲得勝訴。

解析研判

朱樹英辦理本案有諸多體會,而在受理案件第一時間對案件的分析判斷意見以及建議采取的對策措施,都爲案件最終判決證明是正確的,並具有實務操作性,這是最值得總結的重要經驗。

司法鑒定是法院委托的,是案件判決最重要的證據,法院一般都會采信。

但凡案件審理遇到技術性、專業性問題,從法律層面不能直接做出判斷時,按《民事訴訟法》的規定,審理法院應當委托具有相應資質的鑒定機構進行鑒定,鑒定機構應出具鑒定意見(當時法律規定稱爲鑒定結論,新的法律稱爲鑒定意見)。由于是否啓動司法鑒定程序由法院決定,鑒定意見對委托鑒定的法院負責,因此,在通常情況下,司法鑒定意見一旦形成,委托司法鑒定的法院只要按法定程序對鑒定意見聽取當事人意見並經庭審質證,法院沒有理由不采信,否定司法鑒定意見非常困難。本案當事人浙江建工在已接受法院委托的浙江省權威設計單位做出對自己絕對不利的鑒定意見、且原承辦律師退出代理後,慕名來找朱樹英化解即將敗訴的複雜局面。這一系列背景以及錯綜複雜的情況都顯示出這一案件的特殊的複雜性。 

本案司法鑒定意見的整體頂升迫降整改方案到底是對工程質量進行缺陷整改,還是結構破壞?

本案一個基本事實,有質量缺陷的樓層標高是比設計要求低了5厘米,缺陷範圍也確實屬于主體結構方面的質量缺陷,但是,本案還有一個基本事實:系爭工程的質量缺陷屬于能夠滿足國家建設工程驗收規範和標准,僅不符合當事人合同約定的設計要求。對于符合國家標准而不符合設計要求的質量缺陷,按《民法通則》第111條的規定,可以采取補救措施或賠償損失等方法處理,也即根本沒有必要小題大做,對建築物進行腰斬後傷筋動骨的結構整改。更重要的是——質量缺陷整改,必須在確保和不影響已建成建設物的整體結構穩定和安全的前提下進行。但浙江設計院卻建議采取頂升和迫降的方案處理標高和層高問題,將三幢樓的一層地坪墊高,將二層以上的樓面整體割斷後進行整體頂升,使地面標高及層高調整到設計值。具體來說,就是將一幢建築整體進行橫向切割,用1596個千斤頂頂升迫降後,再對內外牆采用大面積鋼板固定粘貼加固。這個整改方案機械地只考慮滿足設計要求,而不考慮建築物的整體性和安全性。質量缺陷整改本來要求責任主體采用適合的補救措施進行修複,以滿足合同約定的質量要求及國家強制性標准;而結構破壞是對已建工程進行毀滅性的破壞,使之完全不符合合同約定,更不滿足國家強制性標准。
   
顯然,若采用浙江設計院的鑒定方案進行結構切割後再粘貼,可能面臨嚴重的安全隱患。僅僅爲了追求舒適性的設計要求,在缺陷整改的名義下進行破壞性的分割和粘貼,甚至不惜以犧牲安全性爲代價,這無疑是背離了質量缺陷整改的本質要求和初衷。

按法律的相關規定,如果有確鑿充分的證據能夠證明司法鑒定意見有誤,審理法院可以不予采信。

在受理本案時朱樹英就知道,法院對代理人上述分析意見一般不會認可。法院對司法鑒定意見在什麽情況下可不予采信,法律本身並無相關規定。但當時的《民事訴訟法》對公證文書的效力高低有規定。該法第67條規定:經過法定程序公證證明的法律行爲、法律事實和文書,人民法院應當作爲認定事實的根據。但有相反證據足以推翻公證證明的除外。因此,如果有比浙江建築設計院更權威的專業機構出具相反的評估意見,代理律師就可以此法律規定要求法院否定已有的鑒定意見。據此,朱樹英建議並陪同當事人去北京,委托清華檢測中心對已有的鑒定意見進行專家論證評估。該檢測中心在技術論證基礎上出具了本案司法鑒定意見不安全、不合理、不經濟、不科學的相反意見。評估意見中明確指出,原整改方案不安全,是指建築物經解體後,主體結構工程已不能經受三級地震的震動;不科學,是指建築物已滿足國家質量驗收規範而不符合當事人合同約定標准的層高要求,依法可以采取適當降價的辦法解決。我國《合同法》第107條規定:當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義務或者履行合同義務不符合約定的,應當承擔繼續履行、采取補救措施或者賠償損失等違約責任。本案質量缺陷即屬于履行合同義務不符合約定的情形,清華檢測中心的意見符合法律的規定。
   
最終,甯波中院對雙方爭議的質量缺陷問題處理方案做出如下認定:根據質量檢測報告,工程施工質量確實存在與設計要求不符合之處,反訴原告(本訴被告)要求反訴被告(本訴原告)按設計要求維修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按原設計要求選用的加固修複方案費用高達3800多萬元,大大超過工程造價,經濟上不合理,有關頂升(迫降)方案施工難度高、風險大,而涉案工程標高與設計值最大相差66毫米,層高與設計值不符之處最大值爲98毫米,有的僅相差11毫米,不予調整仍可滿足正常使用,故本院對該院出具的維修方案不予采納。

如果采取降價補償方案處理,質量缺陷責任如何劃分?

本案還有一個專業法律問題也是朱樹英在受理案件時就考慮到的。如果法院最終接受降價處理方案,質量缺陷責任範圍也不應由承包人一方承擔,發包人也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因爲建築物的標高是由水准點(建築物所在地絕對標高即正負00)所決定的,而按施工合同的規定,取定水准點的工作責任由發包人負責。本案中承包人的過錯僅是對水准點審查複核不嚴。這個代理意見也爲法院所接受。本案一審判決最終酌情降價100萬元,由承、發包雙方各承擔一半。